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，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。
而且从成化年到崇祯，每过几十年，之前的超耗摊派项就会被各种经手的利益集团挪用贪墨干净，然后再巧立名目额外加征一项。
只是明面上对朝廷上报的“过江银”始终是一钱三分，一百多年没动，其他都是地方上暗箱操作分肥。
沈树人原先对这些不是很了解，但沈廷扬跟漕运打了十年交道，当然会把这些细节毫无保留地教给儿子。
他说的都是堂堂正正的道理，也不怕外人听，所以方以智在场也不必回避。
沈树人听完后，也生出一个疑惑：“既如此，父亲觉得朱大典这次会如何陷害我们父子呢？我买官的时候，没给龚鼎孳、侯方域这些小人留面子，朱光实就更是仇家之子。
按说最后我得了这个缺，肯定是朱大典另有阴谋的。难道，他是打算让孩儿亏空、完不成筹措运输军粮的任务？堵今年苏松一带买粮腾贵，凑不齐？
这不太可能吧，作为河道官，只需跟长运卫所的运军一起，在交割水次仓口清点粮食、确保全程无碍，至于本地的粮食是怎么来的，应该不关我事吧？”
沈树人虽然还没想到对手的阴谋，但他知道阴谋肯定是存在的，把人得罪得那么狠，不报复怎么可能。
沈廷扬捋着胡子思索了很久：“从粮食来源上动手确实不太可能，那些环节就算出了问题，苏州知府和下属各县的罪过，也远比你这种负责运输的人要重。张学曾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开玩笑的。
要让负责运粮的人担罪过，无非是在两次交割环节出点纰漏，比如地方上以次充好、缺斤短两，你验收时却没发现，最后运到庐州府后，却无法通过驻军验收。
除此之外，就是运输途中，运费超耗。预先多征的部分、填补不上民夫一路吃用、或是船只颠簸沉没过水、鼠雀米虫病害。
但这一块要想陷害到我们沈家，也不太可能。我们沈家跑海数十年，从你曾祖那辈开始就做水运的生意了，这方面管事经验丰富，损耗灾害都能防患未然。就算有些许意外损失，大不了我们沈家自行赔补，也不是扛不起。”
沈廷扬思前想后，也没想出政敌怎么害他，常见容易出问题的环节，他都已经罗列过一遍了。
然而，或许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
沈树人对这方面还不太专业，本着一个局外人的冷静视角审视，还真就被他看出了一些可能性。
作为后世之人，沈树人的财务常识肯定比古人丰富，他虽没做过会计，却也知道账目出错的严重后果——
后世的会计，要是做账错了几块钱，也会很抓狂地把票据重新对一遍，哪怕付出的劳动时间工资价值远超过这几块钱，也不可能自己掏钱把亏空补上。不然的话，被税务机关核查出假账，问题就严重了。
明朝的财务账目肯定没有后世严格，假账这种事情，只要结果好了，说不定不会细看过程。但如今朱大典正盯着他们想陷害呢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会不会是……
沈树人觉得自己抓到了一点灵感，又往那个方向深入琢磨，还真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。
他慎重地咬了咬嘴唇，用探讨的语气虚心道：“父亲，有没有可能，朱大典所谋者大，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我？”
沈廷扬看儿子说得郑重，也严肃起来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沈树人剖析道：“父亲您看，您今年回乡，便是被陛下授权试点‘漕运改海’，将来这个试点是否成功，最重要的证据，就是漕粮海运之后，实际运费开支的账目，是否比同等重量的粮食走运河北运要便宜。
既如此，陛下难道不怕父亲‘先给点甜头、后收网’么？
要是父亲今年试点的时候，故意压低成本，亏钱帮朝廷承办，把账做漂亮，让陛下觉得划算，把漕运改海的事儿生米煮成熟饭。
等实际大规模使用后，将来再‘慢慢发现’大规模应用带来的额外损耗、跟往年长运法每隔数十年就加派漕运银、过江银一样，钝刀割肉追加预算……
所以，陛下要防着这事儿，肯定会严查试点期的账目，不仅不许亏，甚至不许你暗中贴钱。
而我们父子一家，我也恰好被朱大典安排了做运粮官，虽然是给杨阁老运军粮。相信到时候我的账目肯定会被朱大典的反复用放大镜盯着查。
不但不许我亏，也不许我们沈家贴钱，只要贴钱了，他就会上报，说我们做假账。到时候，陛下对父亲漕运改海部分的账目真实性，多少也会怀疑！”
沈树人说的这番揣测，在现代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沈廷扬和沈树人是各做各的官、各管各的事儿，不能乱株连。
可是在古代人治的环境下，一个官的儿子做假账，很有可能让皇帝联想到这家人的家教门风就是贪墨造假横行，那他爹的账多半也不能信。
哪怕这种联想不合法，你也阻止不了崇祯的大脑非要往这上面联想。
沈廷扬听完，顿时有些不寒而栗。儿子那点小事，可不能坏了他利国利民的“漕运改海”大计啊！
沈廷扬艰难地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林儿，你可要小心了，你给杨阁老运粮，不但不能贪，还不能亏，还不能有任何明账上不该有的加派超耗，咱自己贴钱都不行！否则都有可能被朱大典抓住把柄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