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勇办公室。
“叮铃铃”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肖勇的思索，他伸手拿起电话，“喂！我就是。啊！是老首长啊，您好！”电话是杨帆打来的。
只听到对方说：“小兄弟啊，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你市地处沿海，与台湾隔海相望，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机关以及主要骨干分子主要就在你市，这次行动，对我们肃清潜伏在国内的敌特残余势力意义重大。”
肖勇认真地听着对方的情况介绍，不停地：“是！是！”
特别是谈到具体的做法时，他脸上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，最后对方说：“这场战斗非常残酷，千万要做到万无一失，严加保密，这情况只能由你一人掌握，如有什么困难，及时向我汇报，我们可以全力以赴配合你们。”
肖勇原是杨帆的老部下，他们同时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那时杨帆是师长，而肖勇是他手下的一位侦察连长。
肖勇放下电话，抓了抓头皮，特别老首长语重心长的话，联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一连串事，他心情感到十分沉重。
滨海市火车站，出站口人群熙熙攘攘，提着箱子的，拖儿带女的，停在路边的黄包车车夫们拉大了嗓门在吆喝顾客，整个出站口热闹非凡。
在人群中，一对商人模样的夫妇提着箱子，走出车站，他们东张西望，这时，二位便衣上前问道：“您是胡先生吗？”
对方回答：“是。”
“请您跟我们来。”然后，接过他手中的皮箱，朝着停在一旁的车子走去。
车子穿过几条马路，在居民区一家老式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，二位便衣把他们引进屋子。
其中一位接着说：“现在您们就住在这里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就姓朱，名义上是做海鲜干货生意的，这里绝对安全。平时你们少出去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姓王，市公安局侦查科的，就叫我小王吧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会来找您，您有什么情况可以打这个电话。”
胡明康满意地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自从那天开了案情通报会以后，各路人员纷纷行动，几位侦查员找到了余德富的前妻。
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农家小院，院子里，有几只老母鸡正在觅食，墙角边堆满了各种农具，看得出是一户农户人家，一位中年妇女坐在小板凳上，正在向两位公安人员介绍情况。
“那时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，19岁那年，我与邻村比我大二岁的余德富结婚，他的人倒也算老实，第二年就有了个女儿，当时正逢国民党抓壮丁，一天晚上，他们刚要入睡，突然，门被一脚踢开，进来4-5个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他抓去走了，一去就是近20十年，杳无音信，我当时是一位妇道人家，还带了一个孩子，这日子不知道怎么过，后来听人家说，他早就死了，因此，我也狠了狠心，就改了嫁。”她边说边掉着眼泪。
接着她又道：“前几年，他突然回来了，来找我，我也简直认不出他来了，还是他自己作了详细介绍我才相信，一看我已经改嫁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到自己的家，过着孤苦伶仃的单身生活，看他也怪可怜的，不久前听说政府给他安排了当一名清洁工，出了这种事，真是前世作孽啊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从怀里拿出一块手帕擦了一下眼睛。
她好想突然想起了的什么，继续说：“你们注意一下，他的右耳下面有一块黑色的‘胎记’。”